另一位中国汽车之父，有多少人知道他的故事？

支德瑜（东风汽车公司资深老专家 支秉渊之子）

编者按

2017年6月初的一天，我收到一封从十堰寄来的挂号信，随信一同寄来的还有一本未公开发行的文集。

“今寄上我自费新印书《先父支秉渊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集》，主要刊载饶达同志2000年所写的（先父）传略，未曾发表，我得他授权可以使用。”94岁的支德瑜在来信中这样写道。

对于为何采用饶达编撰的文章，支德瑜在代序里也做出了解释。“因饶达文章比其他若干先父传记，内容更丰富，所以将此文登载本文集，作为第一篇”“他曾在上海汽车公司工作多年，准备写上海汽车工业历史，因而对先父试制汽车发动机和试制汽车的过程，做过历史探索，花费不少精力”。

支秉渊，字爱洲，族名达瀛，1897年（光绪24年）阴历一月十七出生在浙江省嵊县支鉴路村。他6岁开始读私塾，10岁到阳山书院读书，12岁赴上海浙江旅沪公学学习。14岁小学毕业后，就读于上海日晖南洋中学，后转入南洋公学附中。1915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（上海交大前身）电机科，1920年大学毕业，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。

毕业后，支秉渊被上海美商慎昌洋行聘为实习工程师。因受1925年五卅惨案影响，他带头发起创办新中工程公司，从此成为一名企业家。在旧中国兵荒马乱年代，以他为主要负责人，曾创办过三家企业，其他两家分别是上海机床厂和上海柴油机厂的前身。

为摆脱战乱困境，他利用技术优势，将经营重点转向钢铁建筑和桥梁工程方面，他承建过浙赣、粤汉、湘桂铁路多座桥梁，开创A字巴杆吊装架桥工艺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率领员工几度搬迁，自力更生建厂，且参与领导上海民营机械工厂内迁。新中工程公司经五次被日本侵略者破坏后毁之殆尽，部分职工殉难。

解放后，经重工业部总工程师沈鸿推荐，支秉渊参与筹建新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，成为太原重型机器厂创始人。1954年调任沈阳矿山机器厂，在此建立国内机械行业最早的标准化机构。迄今，太原重型机械学院仍尊称他为第一任院长。

历史在某个节点总会露出狰狞面貌。文革浩劫中，支秉渊、支德瑜父子均受尽责难，前者被诬陷为参加过国民党、反动技术权威、资产阶级吸血鬼等罪名，隔离审查，停发工资，下放河南罗山五七干校，当时他已年届七旬。而后者被定为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，开除人民队伍，成为专政对象，时长近五年。

1971年8月25日，因心脏病复发，支秉渊病逝于河南省信阳市，终年74岁。1979年2月，原一机部为他平反，移灵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，支秉渊这个名字可能有些陌生，但他却被喻为中国机械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，他在1937年就研制出中国第一部自制的柴油汽车发动机，1942年制造出中国第一辆百分之百自主的国产汽车。上海交通大学在建校110周年特刊中尊称他为“中国汽车之父”。

故去的他何以备受行业人士的肯定和怀念？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？

为此，《汽车商业评论》整理刊发上述纪念文集中的两篇文章，一篇是支德瑜2017年1月25日写于十堰的《我与父亲》，一篇是饶达2000年3月14日编写的《中国机械工业奠基人支秉渊》。让我们重回历史轨道，透过他们诉诸笔端的记录和还原，重新研讨支秉渊。

东风汽车公司原副总工程师支德瑜出生在日寇侵华的国家危亡年代，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，1947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第九届（末届）公费留学英国，1950年与部分留英同学辗转回国。他曾任一汽总冶金师、二汽副总工程师、东风汽车公司咨询委员会委员，1989年离休，获国务院早期回国定居专家补贴。

“支秉渊是解放前中国知名的机械电器工程专家，又是威望很高的民族工业企业家，还是解放前为发展中国汽车工业，奋斗时间最长（1935年〜1950年），做出业绩最大的先驱人物⋯⋯为纪念他，也为给机械工业提供部分史料，我根据他工作过的一些企业厂史、厂志；原一机部西安档案馆文卷，他在文革期间写的交代材料，以及家属提供的其他材料，写成此文。”饶达在文章前言部分这样写道。

我们非常感谢他为中国汽车工业史留下这份厚重的资料。饶达是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和开拓者饶斌同志的长子，他生于1943年8月8日，1964年从空军十七航空学校毕业，曾在北京汽车公司、东风汽车公司、上汽大众汽车公司从事政策研究、产品营销和市场调研工作。

1994年，饶达倡议成立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，并担任副主席兼秘书长。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汽车工业软科学研究，发表数十万字论文，主持多项业内重大调研项目。2015年1月4日因病在上海逝世，享年72岁。

我与父亲

我一生遭遇不少磨难和险情，其中疾病侵袭，为了做手术，全身麻醉便经历过10次。若无现代发达医术和医生们妙手，恐怕早已撒手人寰。

我大部分人生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度过的，比较幸福。比之上一代，大部分人处在贫穷落后，受外敌欺凌剥削的旧中国，他们的境遇比我们这辈要差。

先父奋斗一生，很有成就，不幸晚年遭逢文革，受林彪等“四人帮”反动路线迫害，抱憾病殁。文革错误地定格为“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继续”，凡旧社会时，曾与国民党有所接触的人，都易被造反派列为对象。

先父作为旧中国最有成就的机械工程师，曾被旧政府资源委员会（相当于国家重工业部）聘为无薪酬的专门委员，并参加出国考察团。因此，1943年要他先到重庆青木关中央训练团，作出国前的短期受训。他从未出过国，很是高兴。

这时因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受挫，海船损失多，便开始攻打湖南、广西，以期打通连接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线。新中公司祁阳厂正在湖南和广西交通线上，即将沦陷。父亲只得放弃出国，去抢救工厂。

未料到，1943年在青木关短期受训一事，竟成为2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对他审查的重点。

我的命运也有些类似。1944年，日寇侵入贵州，浙大停课，全校准备从遵义逃难北迁到四川。浙大学生每天目睹军队经遵义紧急南行赴贵州抗日前线，爆发浙大学生自发慰问过境军队的活动，先是组织“浙大学生战时服务队”，后又仿当年浙大在宜山曾组成战地服务团，去慰问广西昆仑关战役的将士。

1906年摄于嵊县，图右为裘宝勋，图左为支秉渊。

此时我正是高年级学生，之前已被同学们投票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，自然要积极组织此项劳军工作，被同学们和浙大校长竺可桢选派任“浙大学生战地服务团”团长。

该团由浙大一至四年级男女同学共59人组成，赴黔桂湘边区国民党部队（司令官汤恩伯）驻地——贵州省贵阳市青岩和惠水县慰问军队，兼作当地民众的抗日宣传和服务工作，时间为两个多月。后因战局稳定，我率领同学们返校复课，全团解散（组团之事详见《竺可桢日记》）。

未料到，文化大革命中，造反派追究此事，将我定为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，开除人民队伍，成为专政对象，长达约5年。

我已于1965年10月从一汽调入二汽筹备处，负责二汽产品开发选用国产新材料和开辟材料供应货源的技术工作，并在业已调属二汽的长春汽车研究所任副所长，协助张庆梓同志。但因遭遇文革，1967年全国造反派夺权，汽车研究所脱离二汽。

这时我在长春，率二汽材料口（即材料战线之意）人员借一汽工程大楼几间办公室工作。当时一汽已在造反派控制之下，由解放军“红九连”支左掌握局面。“红九连”是林彪领导的连队，文革中卖力贯彻林彪的路线。

二汽虽已在十堰基地立足，但由于很多工作仍需要一汽支援，所以二汽若干单位的筹建人员都在长春。二汽凡在长春的单位和人员，文革运动也属“红九连”支左管理。

材料口造反派负责运动政审的个别人，竟将“浙大学生战地服务团”团名篡改为“汤恩伯战地服务团”，并在一汽墙上张贴大字报，称我为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。随即我就被隔离审查，失去自由，被斗争，要交代问题。

我从未参加过国民党（或三青团），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。尽管一再被训斥，应“坦白从宽”，勿“抗拒从严”，但我也只能选择“从严”一途。造反派已判定我为一名反革命分子，并且已开除我的党籍，我对人生已不存在奢望。又因多月反复被斗，无行动自由，不许与任何人偶语，失去一切人格尊严，其实生不如死，但我确信不可自杀。

1946年上海合影,图前为支德瑜与其姐支德瑾,图后为支秉渊与黄景卿夫妇。

从被关押第一天被搜去裤带，以防我自尽时，我就声明，我不会自杀。此后5年，我坚守这一诺言，不会如此了此一生，尽管我对余生已无想象余地。我自忖，虽被认为是一名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，但未必达到死刑程度，我想象抗拒从严的结果，无非充军到边远荒漠劳动种田，那我客观上仍可产出农产品，有益于人民和国家。我若自杀，毁灭一个劳动力，此途并不可取。

如若贪图从宽处理，自认参加了国民党，势必又要被迫捏造介绍人是谁，其他国民党员有谁，会更加困难。若那时再改正，说实话没有参加国民党，则必被当做“翻供”，会遭受更严重的斗争。

何况那位篡改浙大战地服务团团名为汤恩伯团的人，在夜审个别训话中，对我声称参加华社。华社成立时要求民主，1947年转变为拥护共产党，坚决反对蒋政权。解放后，经社员决定，认为华社已完成历史任务，便自行解散。

初期经公安部长罗瑞卿为首的审查小组查明性质，对华社有了结论。华社早期社员中有中共南方局派来的地下党员李晨（李振铭）和王家宠，他们均可证明我的历史和立场。但审我的造反立即训斥我说，罗瑞卿已经查明是反动分子，李晨和王家宠在文革中已查明是国民党特务。

1944年支秉渊去重庆 ,途 经 遵 义 ,与 在 浙 江 大学读书的子女合影。

经过那夜的诱供，我便明白，对我的一张网，不仅要逼我承认是国民党员，还有更大罪名在后面。国民党员身份，仅仅是一个突破口，那晚的个别审问正是一次诱供。

我只能接受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命运，却不能承认国民党员身份。不可瞎供，扩大案情，株连无辜，进一步搞乱文革运动，对党和国家造成损失。

对父亲的国民党一案，我真觉得事情不妙，因为听说在青木关受训的人要求加入国民党。但我知道父亲对国民党并不抱希望，也不一定会参加。我只怪自己与父亲见面机会少，中学和大学都离家远去外地上学，到英国留学更是远离故土。而父亲又忙于事业，我们父子很少在一起。解放后，更是不大有机会见面。偶然相遇，也从不交流政治思想。

我很懊悔为什么不问问他，当年青木关受训时有没有被要求参加国民党？甚至我也不曾就此问题问过母亲。我们父子见面，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是工程技术，却从未探讨过政治信仰和灵魂问题。

因此，我在文革被审被斗近百次，被问到“父亲是否参加过国民党”时，我总是回答“不知道”。对此，每回都被训斥为“不老实”，或者说“你很重视政治，怎能不知道呢？”

1953年12月13日摄于上海 。 图 中 为 支 秉 渊 ,时 年 5 7岁。

父亲在旧社会虽然不能说对共产党有所认识，但他不满国民党蒋政权。1947年蒋军方要新中公司将一批卡车外覆钢板改成装甲车，当时父亲已在中农公司任职，不管新中公司业务，但他能接受劝告，以反对军方索贿，新中公司不可行贿而制止交易。

1948年上海国民党特务拘捕了3名中农公司技术员，他告诉王家宠，“公司内某人是上海市社会局派来的，你要小心”。解放多年后，王家宠告诉我，此人其实是“白皮红心”的共产党员，当时王自然不能将此实情告诉他。

父亲殁后，组织上为他平反，我才知道他在青木关受训时巧妙地拒绝了参加国民党。他利用当时的身份，去找资源委员会实际负责人钱昌照，表示中央训练团要他参加国民党，但他只知技术报国，并不想参加党派。钱说，你可以不参加。于是，父亲幸而逃脱这一关。

父亲去世后，一机部找到钱昌照。当时钱响应党的号召，已从国外回归祖国，任参事。钱昌照证明了确有父亲不愿入国民党，经他允许之事，与父亲的交代相符。因此，在共产党组织的努力下，疑点得到解决。

1957在一汽74栋招待所,图左为支秉渊,图右一为黄景卿,图右二为支德瑜。

正值党与国家拨乱反正，各部门厂矿等组织写单位历史。父亲从学生毕业后，受“五卅惨案”刺激，发起创办新中公司，从此成为一个企业家，走上制造内燃机和其他机械之路，并兼营钢结构和建设铁路桥梁。

1937年日寇进攻上海，父亲参与领导民营机械工业内迁和经历新中公司5次被日本侵略者破坏，最后全部损毁，部分职工被日军屠杀殉难。但他仍不灰心，继续努力重建工厂。后被新中公司董事会派任官僚资本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总经理，又与美国顾问争中国人的权利，最终迎来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。

从此，父亲被留用成为新中国国营企事业的技术干部，直至74岁逝世。父亲从清光绪年出生（1897年），在民国早年（1920年7月）大学毕业以前是学生，在美商洋行任工程师近6年，并于1926年8月脱离慎昌洋行，创办民族企业新中公司。他因父早逝，家庭负责重，以微薄的薪水节余投入不多股金，但一直是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。

20年后，1946年父亲转入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任总经理。因与实际掌权的美国顾问争中国人的领导权，被董事会贬职为公司所属吴淞总厂（今上海柴油机厂）厂长（不受美国顾问控制）。1949年上海解放，被新中国政府留用为一级工程师，前后共计23年。

在旧中国，以父亲为主要负责人创办了三家工厂（新中动力机厂、上海机床厂、上海柴油机厂），又经办浙赣、粤汉、湘桂铁路多座最大桥梁，并领导上海民营机械工厂在抗日战争中内迁。

解放后，父亲参与并在技术上领导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建设。他在沈阳矿山机器厂和北京一机部起重运输研究所任技术领导人。此外，他热心教育，培养技术人才。至今，他在太原主办的技术学校已成为太原重型机械学院，是拥有学生规模达万人以上的大型高校，他仍被尊称为第一任校长。

上海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特刊中，在《科技群英》专栏里，他被尊称为“中国汽车之父”，显然有些过奖。但他为我国自制汽车作出过重要贡献，足以载入民族工业史册。